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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哪!你们到底要放纵到什么地步啊?”

  要是孟德尔松能够预见一百五十年后的纳粹大屠杀,必定要痛苦、激动地喊着:“人哪!人哪!你们到底要放纵到什么地步啊?”

  2014年夏天,一本特别的书在台湾出版了——《摩西·孟德尔松——启蒙时代的犹太思想家》。单看书名,人们不禁要问:欧洲的启蒙时代和犹太人究竟有何关系?犹太人也经历过启蒙的洗礼?

  作者施姆尔·凡纳(Shmuel Feiner)1955年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他是巴伊兰大学(Bar Ilan)现代犹太史教授,专事研究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犹太人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议题。《摩西》一书先由希伯来语写成,先后译成了英、德语;中文版则是依据德文版翻译而来。书中并没探讨犹太启蒙的细节,而是介绍了犹太启蒙先师孟氏的生平,他被称为“德国的苏格拉底”、“犹太人的马丁·路德”,以及让康德认为是“启蒙运动中重要朋友”的缘由,人们更可从凡纳的叙述中,了解犹太人这一特异民族在没有自己国家的框架下,在欧洲启蒙时代,特别是在德国的处境,以及当时犹太人经历他们自己“文化革命”的种种冲突。

  摩西·孟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生于德国的德绍(Dessau)。正如在犹太社区中的男童,孟德尔松也在经书学堂就读,因着他的聪颖好学而突显于同侪,而他在对心仪拉比的献辞中所展露的文采,更是令人惊叹!1743年夏天,十四岁的孟德尔松跟随法兰克尔拉比到柏林去。修习塔木德(Talmud,犹太文献,记录了律法与传统)的学生在求学期间追随自己的拉比由这间学堂到那间学堂,并造访妥拉(Torah,摩西五经)学术的各个重镇,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不过,迁到柏林对孟德尔松的人生却是意义重大,因为这个矮小羸弱年轻人的生命路途在这里脱离了既定的轨道,竟然从让犹太社区对他看好的经师地位,变成了令德国人无比惊讶的哲学家。

  当时普鲁士致力于建立更有成效的中央集权,且全面制订臣民的生活规则,这就对所有的,尤其是柏林的犹太社群,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方面霍亨索伦王朝(Haus Hohenzollern)的主政者及其幕僚,对于宗教上少数族群的工商发展(当中自然也含括了拥有钱财和事业心的犹太人)显露极大的兴趣,甚至做出某些让步,以便持续扩展让资本不断流向国库为基础的重商主义经济架构。另一方面,他们对一般犹太人也施行了严格而绝无妥协的人口管制政策;居无定所的犹太乞丐和兜售小贩不受欢迎,只接受对王国有用处、为国家服务,或是对社群和宗教设施的运作不可或缺的犹太人。

  那时的欧洲正是启蒙时期,推翻过去以教会训令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传统,崇尚理性,唾弃专制,举扬独立思考与自由判断,反对思想箝制,提倡精研各种学科等等诸多改革与变动。这个划时代的大转折自然影响了没有祖国而寄居在异乡的犹太人的不同生活层面。各国主事者相继颁订对少数族群新的应对措施,特别一直以让犹太人皈依基督为使命的教会人士,更是利用难得的良机,企图松动犹太人坚守律法的犹太信仰。相对地,犹太社群也企盼他们始终受到歧视与压迫的命运得以改善。然而,犹太人本身冥顽不灵的坚持,以及欧洲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鄙视注定了无法增进彼此间的关系。

  欧洲反犹的鲜明例子之一是,1573年在造币师傅兼司库的犹太籍理波德(Lippold)被指控毒害选帝侯约雅幸二世(Joachim II)并遭处死之后,柏林及整个侯国的犹太人便遭到驱逐。孟德尔松说,根据资料证明,理波德和选帝侯的死并不相干,而人们为了一份口供而加诸其身的酷刑,无论如何都是不公正的。孟德尔松不加修饰地描述了处决时的残酷情景:

  他身上不同部位被烧了通红的钳子拧掐了十次,接着在柏林的新市场上,在专为这次行刑而搭建的刑架上,四肢被绞碾,劈成四大块,内脏连同巫术书被烧去。一只出现在刑架下的大老鼠,“这个没人会错认的魔鬼化身”,为观众消除所有残余的疑虑,受刑者罪有应得。

  所以犹太人被逐出柏林和布兰登堡,其实是成见和迷信的产物,是无端严重指控的结果;孟德尔松深信,这些却偏偏烙印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里。他提出一项有关的证据说明,“即使在我们较顺遂日子里的启蒙运动……也没能深入到可以让这种更加粗鄙的指控完全失效的地步”。孟德尔松这句线年代出现在坡仁(Posen)对于祭祀杀生的诬告。当地有两位担任社群长老的拉比,在被指控杀害一名基督徒少年并把他的血用在制作逾越节的烤饼之后,遭到逮捕和严刑拷打。

  犹太人无法融入所处的社会,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理所当然的特选民族,期待救世主带他们回到锡安,并把在西奈山透过启示所得到的,理解成上帝的律法,而不单单是人类的救恩史。他们认为犹太教并不把行使奇迹看成宗教真理的证明。真理的依据是在持守戒律,以上帝降示的律法为准绳,而不考虑所处社会的实际情况。德国知识界认为,犹太人在现代国家中不太可能成为忠诚能干的军人,不足以担任国家公职,并把犹太人呈现为具有欺骗和犯法倾向的人。

  人们费尽思量,做了若干不是使我们成为有用公民,而是成为基督徒的措施,而我们是如此顽强执拗,不肯改宗。单单这原因就足以让我们被视为世上不必要的负担,让我们承担所有恶人的暴行,并让所有人的仇恨和歧视在我们身上得以展露。

  把迷信和愚昧搬移到我们身上,认为我们缺少道德感、品味和优良的习尚,对艺术、科学和从事生产行业的无能(尤其是对于战争和国家的服务);认为我们有着无法克服的欺骗、放高利贷和违法的习性等等。处处都是这种粗鄙的指控。

  人们继续把我们跟所有艺术、科学和其他有用的行业、工作隔开;封闭我们所有通向有效力的、改善的道路,而进一步压迫我们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欠缺文化。人们绑缚我们的双手,却指责我们不使用那些手。

  即使到现在,尽管受割礼者已经为自己的信仰纳了税,在白天却无法不受监视。人们担心,我们会跟踪基督徒儿童,或是在井中下毒。倒是晚上没有人敢去监视,因为人人认为我们正和恶灵打交道。

  当时,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藩篱是不可能拆除的,这些包括了限制社交接触的洁净饮食规则,以及阻碍同化的婚嫁规定。犹太人有自己的自治区,亦即在城市里划分出来的某些街道内;有独立的教育与课税制度,他们不可以拥有土地、产业,只能从事手工及贩卖。犹太人穿着制式服饰,过自己的节庆。当时的犹太知识分子都和宗教有关,没有人文或自然科学家。女人不识字,男人只读经书,和外界严重隔离,恪遵律法,千年不变。一旦遇上正大举改革的欧洲社会,自然衍生无数冲突。

  例如,1772年年中,当孟德尔松因某条关于立即下葬的戒律和拉比精英当中的一位卓越代表发生争论时,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便首度在犹太人内部受到考验。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除了一般对死亡的恐惧,更增加了由科学所证实的各种顾虑。医师和研究者发布鉴定,不能再把呼吸和脉搏停止视为死亡确凿的征象。若干惊人的实例是,昏迷的人被宣告死亡,遭到活埋;他们的呼喊和敲击却碍于密闭的棺盖而让人听不到!

  梅克伦堡-施威林(Mecklenburg-Schwerin)公国的腓特烈公爵(Herzog Friedrich)根据提赫森(Oluf Gerhard Tychsen)教授的鉴定,颁布特别法令。他们认为,犹太人死亡当天就得埋葬的既定习俗,可能危害生命,且不人道。提赫森强调,犹太丧葬仪式中关于尽快埋葬的规定,导致埋葬掉表面上死亡者的例子并不稀少。也因此,1772年在公爵的一项法令中,要求犹太人把他们的死者停放三天,除去种种疑虑并充分确认死亡后才安葬。就历史观之,这是影响深远的一步,也就是说,第一次有国家决定根据科学新知,干预犹太人生活习惯,要求他们进行改革,适应已启蒙国家的法令。

  孟德尔松后来之所以成为“德国苏格拉底”,关键就在于,除了研读犹太经书之外,他更学习拉丁文。以此为基础,欧洲语言为他敞开了通往其他知识的大门,让他见识到宗教以外,自然、人文科学以及艺术、音乐、文学的广阔世界。德国哲学界惊讶于这个不同于一般的犹太人,也都愿意与他交往,逐渐地,孟德尔松在柏林知识分子之间站稳了脚跟。

  1753年初,孟德尔松和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相识。莱辛是一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和孟德尔松同龄,在德国启蒙运动者当中担任吃重的角色。他们在初次相遇时就找到了共通的语言,成为后来持久而名闻遐迩的友谊的基础。这段友谊也是巩固孟德尔松社会地位的泉源之一,为他打通启蒙运动者社团圈子的门路,莱辛成了他热烈的推崇者。他们结交后不久,莱辛就在信中谈到:

  孟德尔松,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在缺少种种指导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在语言、数学、世俗学问和诗歌等方面具备坚强的实力。我把他看成是他自己民族未来的荣耀,如果和他不一样脾性的信仰兄弟能够让他发展成熟的话;因为受压迫、不快乐的犹太灵魂总是喜欢迫害自己人。

  法国革命之后不久的1791年,第一次在欧洲有政治代表开会时决定,让境内约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享有同等权利。拿破仑让犹太人在监督下有更多权利。德国要等到1869年在俾斯麦治下也才有类似的法令。有人认为犹太人不可能也不愿意融入,也有人认为,不给犹太人同等权利就和启蒙的理念相互矛盾。

  让犹太社群看作圣经中摩西的孟德尔松,是否带领他的民族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代,是个必须严肃对待的议题。孟德尔松本身很快体认到,他自己成了轰动事件,他的名气则要归功于身为哲学家的成就。当时有许多人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言论,拜访他家,邀请他或是以信件和他保持联系。然而这种知名度也有它的代价。犹太信友们就一再推举孟德尔松成为他们的代表甚至发言人。这个在自家三楼工作室孤独自由地从事理论思辨,大量发表评论,并为灵魂不朽写出精彩证明的哲学家,感到迫切要完成为犹太教挺身以抗拒基督教的重大任务。

  世俗派的犹太人详细分析了犹太人受到歧视以及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各种原因,反驳大多数针对犹太人提出的指责,草拟计划,借由教育和具有生产性职业的训练来改善犹太人的境况,同时对外强调,一个想要实践启蒙运动人道原则的国家,不能够用像过去时代所盛行,以宗教狂热主导世俗政策的野蛮方式来对待犹太人。归咎犹太人有损公益的那些特性,例如不可靠的生意道德、过度在贸易上集中、缺乏普通教育,以及身体羸弱等等,其实是数百年来不应当保留的歧视政策所导致的可悲结果。

  孟德尔松针对如何把公民法律的要求和犹太宗教律法相结合,提出不带任何空想的实际办法。他引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让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他认为,即使会有连带的痛苦,除了同时扛起国家法律和宗教戒律两种负担之外,别无办法。特别是在犹太人获得公民自由之前,代价会很高昂,然而这在孟德尔松却是唯一可行的生存方式。基本上他致力于分离国家和教会,废除国家公民权里以宗教属性作为决定性因素的一切。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人脱离由自己所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在没有他人指导时,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是在没有他人指导下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的时候,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导致的。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便是启蒙运动的格言。康德同意孟德尔松政教分离的基本思想,不过,他更希望这是个过程的起点,在这过程里,犹太教将脱离其历史基础,换句话说,这过程将以废除犹太教仪式的特殊性作为结束。康德曾在一篇论文中公开表示了这一点。他问,孟德尔松为何不替他的犹太信友们卸除戒律的重轭?

  孟对启蒙的定义是,依照对人生规则重要性及影响力的标准,对人类生活诸多事项做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厌恶法国对宗教过度的批判,也不同意康德对犹太人必须去除戒律才能享受启蒙的说法。他认为,如果现代化了的国家把犹太人共享公民幸福的权利,以先行放弃他们宗教的特殊性作为条件,那就是对宽容法则的严重扭曲。

  欧洲基督教界与犹太界相互指责,孟德尔松则质疑基督教世界在本质上改变的可能性,也怀疑启蒙运动能否革除对犹太人看法狂热和野蛮的陈迹。如同莱辛在戏剧《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当中的主张,对孟德尔松而言,认同“犹太人也是人”才是改变欧洲人和犹太人关系的基础。

  凡纳在书的一开始描述了孟德尔松和家人在菩提大道散步遭到夹以“犹太人!犹太人!”喊叫的投石攻击,其实是对犹太命运的定调。孟德尔松怀抱着新时代及其充满希望前途的梦想,却也受到启蒙运动终将失败的噩梦和恐惧所压迫,而他的犹太经历和体验更是滋养了这些噩梦与恐惧。要是孟德尔松能够预见一百五十年后的纳粹大屠杀,必定要痛苦、激动地喊着:“人哪!人哪!你们到底要放纵到什么地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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